上海报刊亭的消亡

作者 | 宗城

去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后，我的生活计划清单之一，就是探访上海的报刊亭，但是在上海，要寻找一家报刊亭并不容易。

我对报刊亭的兴趣来自于小时候，小镇青年多半对报刊亭有一份亲近。在故乡，报刊亭分布于学校附近，它是小镇青年看世界的一扇窗口，是我们获取新闻资讯和作文素材的重要参考，放学后去报刊亭，成了跟去足球场一样的生活习惯。

喜欢足球的学生会去看《足球周刊》；喜欢深度媒体报道的看《南方周末》、《财新》；喜欢小说的看《收获》、《萌芽》、《独唱团》、《最小说》等；喜欢思想类刊物的看《读书》；喜欢文化类大众刊物的去看《三联》、《新周刊》、《看天下》；还有《意林》、《作文素材》、《故事会》，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。

报刊亭在我的青春期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记忆坐标，但随着青春期的消逝，我看到报刊亭的机会也在逐渐变少，有时候一连几个月，我都看不到报刊亭的踪迹。

报刊亭的消亡不只是在小城市，即便上海的读者群体明显多于故乡，阅读人数的积累也没有带来报刊亭的长盛不衰。据《第一财经周刊》的记者调查，上海曾经有3000多家报刊亭，2019年却只剩下200多个，疫情发生后，上海报刊亭的数量继续减少，如今恐怕只有几十家还存在。

上海的读者数量并不少，文化资源也很丰富，何以报刊亭在逐渐消失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在网上搜索资料，也曾问过报刊亭主人和上海长期关注文化议题的朋友，他们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名字——东方书报亭。

01

东方报刊亭与中国下岗潮

报刊亭早在民国就有，兼具了卖报和杂货的功能。新中国报刊亭的快速增长和衰弱，则发生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。2000年，中央文明办、建设部、公安部等部门为了缓解下岗潮引起的社会动荡，运用多种手段安置就业人口，其中就包括要求各大中小城市建立书报亭。

1998年11月，上海市政府成立个上海东方书报服务有限公司，其中上海市邮政局占股 60%，文汇新民集团、解放日报社、新闻出版局占其余 40% 股份。开业后第一年，旗下报刊亭的零售流转额就达到了 6200 多万元。

在中国，报刊亭曾经有扶持就业的作用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随着社会转型和国企改制，大批国企工人下岗，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就业保障和福利，从“单位人”转变为“社会人”，如何安顿下岗工人成为各地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，否则酿成社会动荡，就容易引发深层次的危机。

这种现象最集中爆发的地方，就是“共和国长子”东北。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，东北作为共和国工业重镇，曾经是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，东北国企的工人们在长期相处后，对单位也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感，那里就像是他们的第二个家，他们的精神共同体，工人们互相打招呼，就说你是哪个厂的，你们厂里怎样了，但是在九十年代末，雨打风吹去，下岗职工发现，自己成了这个社会被牺牲的一代人。

“养老保险交不起，孩子念书要大钱。半老不嫩的，在哪打工都费劲。”这是当年下岗职工的心声，他们领着每年900块的工龄买断钱（合同工人只拿到2万块的解除合同赔偿费用），告别了自己生活半辈子的地方，共和国长子的荣耀，工厂与哥们的归属感，都在时代剧变下，迅速下沉。

那年头，东北摆地摊、嗑瓜子、流入黑社会的人特别多，不只是东北，天津、河北、西北地区也有类似现象，在这些下岗人里，能够被政府安置，组织去报刊亭再就业，已经属于不幸中的幸运。

©《下海》，一部以上世纪90年代末东北爆发大规模下岗潮为背景的电影

九十年代末，上海推出了一个“4050工程”，旨在帮助下岗员工再就业，为什么叫“4050”？因为在下岗的人群里，大部分女性在40岁左右，男性在50岁左右。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说，报刊亭在那个阶段的功能就是用于安置失业人口。

不只是在上海，2002年，500名失业者成为天津日报新报亭的亭主，实际参与经营的失业者达1000多人。当时，天津日报专门组建了每日新传媒发展有限公公司，业务内容之一就是安排下岗职工和残疾人加入到这500个报亭的运营。

同年6月，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筹建了全省报刊零售网络项目，计划用4年时间，建设5000多个连锁经营的徽风报刊亭，也是用来安置下岗人员。

如果我们回顾那时候地方省份的报道，会发现建设报刊亭安置下岗人口成了一种常态。在长沙市一个报刊亭亭主的呼吁信中就提到:“经营这些报刊亭的业主都是失业人员，下岗职工和残疾群众。”为此他才向长沙市政府呼吁:“为长沙市残疾人员和失业群众保留报刊亭。”

当时，宣传下岗人员报刊亭再就业，也成为地方政府表现自己“体察民情”的方式。比如《安徽日报》2002年就有一则报道，题目就是《“连心亭”温暖下岗人》，报道以前合肥皖安机械厂徽风报刊亭亭长李艳秋作为典型，她是下岗人员，一家三口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她的丈夫身患尿毒症，孩子在读小学四年级。丈夫生病后，她需要承担每月做透析和用药的高额费用，生活窘迫到只能靠亲朋好友接济，安徽大规模建设报刊亭后，她取得了一家报刊亭的加盟经营权，加上政府补助，生活才算有了起色。

东方书报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。为什么报刊亭看店的多是中年叔叔阿姨？因为在他们背后，是一个时代中国的伤痕史，是波及了中国上亿人口、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痛苦与荣耀留下沉重一笔的下岗潮。

它不是抽象的历史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有血有肉的历史，能够被安置再就业的人们已算幸运，可在那个时代，还有更多被浪潮抛弃、被慢慢遗忘的人，他们为国家做出过贡献，他们勤勤恳恳劳动了大半辈子，无论如何，他们的付出都不应该被遗忘。

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镇，在处理下岗员工再就业上，上海市政府的反应较为及时，所以在千禧年初，上海受下岗潮的波及并没有东北、华北地区那么强烈。

东方书报亭崛起于世纪之交，随一代人度过了总体安定的十年。自1998到2008年，上海的报刊亭度过了相对稳定的十年。但是在2008年以后，东方书报公司走向衰落，旗下报刊亭也没能尽早转型，一座座东方书报亭被拆除的背后，是全国纸质媒体的转型和报刊亭的削减。到了2018年，上海的大部分报刊亭已经非倒即拆。2018年4月15日，最后一家东方书报亭在淮海路被拆除。

东方书报亭，自此不复存在。

时间往前推一个月，2018年3月26日，一家上海24小时报刊亭度过了它的最后一晚，当时，《好奇心日报》的记者孙今泾、蒋亦凡为此做过专门报道。文中写道：

“书报亭在淮海中路上，靠近华亭路和常熟路地铁站 3 号口。这一段淮海路冷清下来，附近没有什么大牌专卖店，自从全上海最有名的服装市场 2000 年拆掉之后，这里就没什么人气。

接受采访的报刊亭老板贾金武上礼拜接到街道办的电话，他们提醒说，3 月 26 日是书报亭的最后一天。贾金武记得这事，东方书报刊公司通知过他。去年 11 月，有位叫杨烨炘的年轻艺术家又请他戴上口罩，口罩上印着‘今天不说话’，表达无声抗议。他也没忘。”

作为对比，也是在2018年，全国发行期刊22.92亿册，同比17年降低8.03%，报纸337.26亿份，同比降低6.96%。2019年的数据则是：全国发行期刊21.89亿册，同比18年降低4.48%，全国期刊从业人数仅9.3万人，同比18年降低2.4%。

一位报刊亭主人曾在接受《人民网》记者采访时说：“现在看纸质书报的人越来越少。”上海某都市类晨报，“原来一早上就卖200份，现在20份。”

上海愚园路街道，干净漂亮，但少了报刊亭的存在 ©宗城

02

报刊亭，随着纸媒落幕而消亡

报刊亭在上海的消逝，不能简单归咎于文化氛围。

上海的出版物、媒体和书店在国内都排在前列。以书店为例，上海容纳了诸多风格各异的书店。例如：上海书城、钟书阁、西西弗书店、思南书局、作家书店、香蕉鱼书店、大隐书局、茑屋书店等，最近还开了国内唯一一家侦探主题书店，名叫孤岛书店。

但上海的报刊亭不多，就连爱书之人也越来越少去报刊亭，人们更倾向于在网上阅读文章，付费购买的纸质用品也是书籍、绘本，亦或经由快递下单杂志，而不是通过报刊亭这个传统的渠道。

报刊亭的落幕，背后是媒体的转型大潮。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做数字媒体、融媒体矩阵，不再把纸刊作为核心，已经成为许多媒体的共识。诸如《人物》、《GQ》、《澎湃新闻》、《新京报》、《界面新闻》等媒体都会把优质文章放在网上，《财新》等则布局付费模式，效仿《纽约时报》等国外权威报刊的做法，设置付费墙，把深度内容转变为电子付费，为自己提供了新的稳定收入方式。

据《第一财经》在2019年的报道：“从报纸的日到达率看，2012年到 2017 年这 5 年间，有超过 4 成的读者离开了报纸。在上海，报刊亭的销售额在逐渐下降。2011 年销售额为 4632 万元，2012 年跌至 4497 万元，2013年仅有 3518 万元。也就在这段时间，报刊杂志销售渠道的主体之一——报刊亭，因为上游产业的变化，也逐渐消失。……”

由此可见，上海报刊亭随着纸媒时代的落幕而消亡，是在2017年就已经发生的事。报刊亭的消失也不只是在上海，从2008年到2020年开启的疫情时代，全国诸多城市都有报刊亭关闭的潮流。例如:

2009年，无锡市决定关闭、拆除市区内的1241个报刊便民亭（棚、摊、点）；

2014年7月，北京朝阳区拆掉了72座报亭，理由是它们建在地铁口或过街天桥附近，属于占道、超范围经营，后来那里停满了共享单车；

2015年，杭州的报刊亭经营者接到有关部门通知，为美化环境、保障交通，2015年底，有关部门计划对杭州主城区部分主要街道上的100余家报刊亭进行移除；

2018年，荆州市城管部门决定拆除中心城区158座邮政报刊亭，理由是它们已丧失原有功能，变成了卖小零食、炒板栗的小门店，存在破旧老化、妨碍交通、乱摆乱放、超范围经营等问题，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……

纸媒时代的落幕，不可逆转。今天依然会有纸媒，有大量的纸质书籍和刊物，但它们更大的销售点是在网站和书店，在京东、当当等电商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零售巨头，报刊亭犹如作日世界的守夜人，注定走向黄昏。

值得商榷的是，纸媒衰弱是报刊亭数量减少的关键原因，却不能将此作为报刊亭在一座城市消失的根本说辞。决定报刊亭命运的因素有很多，纸媒是一个重要变量，可它还关乎一座城市的文化素养、公共讨论环境、媒介多元化程度、政府对报刊亭扶持力度、报刊亭的选址与店面等种种变量。否则，我们不足以解释，为什么上海的报刊亭在消失，巴黎、香港等城市的报刊亭数量却依旧可观，甚至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学校附近，报刊亭依然扮演着知识启蒙的重要角色。

香港是国内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。香港是一座读报氛围浓厚的城市，从东铁线到开往弥敦道的巴士，看报纸的人随处可见。作为报纸的中介，报刊亭在香港就成为了重要的文化空间。香港的报刊亭可大可小，有的像是一座小的独立书屋，有的一两张塑料凳、水果箱就搭建起来。

重庆大厦门前斑马线

八十年代前，报刊亭准许兼营的货物很少，但现在，香港的报刊亭兼卖冷饮、香烟、地图等小物品，而杂志依据政治、体育、娱乐等分门别类，政治和娱乐版放最显赫位置，AV女优式的图像、狗仔队的猛料想不看到都难。这些桃色报道、性感写真连同政治内幕，成为报刊亭最热门的读物。在香港，情色杂志跟政治读物为报刊亭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。

杂志下面，横排是当天出炉的各大报纸。香港号称“自由港”，交错的政治光谱让这里成为成为媒体的竞逐之地，例如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南华早报》、《明报》、《香港01》等，它们都在报界占有一席地之地，而政治倾向并不相同，报人隔空笔仗，已是寻常景象。

写武侠小说的金庸，就是香港著名媒体《明报》的笔杆子，他和别人一手创办了《明报》，凭借对1962年“难民潮”事件的头条报道，确立了《明报》在香港的地位。金庸曾说：“（自己）当时是一手写武侠小说，一手社评，一半是理性的，一半是感性的。”

报刊亭的危机也不独中国一家，整个世界都在面临纸媒的减少，就连法国这样的文化大国，每年的纸质新闻订阅量也有减少趋势。

当下的报刊亭纯粹依靠市场已经难以为继，除了少数繁华商圈、大学城里的幸运儿，大部分报刊亭门可罗雀。当然，众多报刊亭仍能在巴黎这样的城市存续，靠的也不只是报刊售卖收入，还有政府每年拿出的补贴。

在巴黎，市政府扶持报刊亭，不是看重它的经济意义，而是它的文化价值，是把它作为整个城市文化品牌的一部分来考量的。巴黎的做法，为报刊亭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报考的范本，放眼寰球，不只是巴黎，在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化都市，报刊亭也没有因纸媒的衰落就走向衰亡，而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走向转型。

例如，在纽约，一些报刊集团为了增加营收方式，维系报刊亭的存续，它们会主动跟商业公司合作，通过在报刊亭加入电子荧幕，滚动播放广告的形式，来获取更多收益。

转型后的报刊亭犹如小卖部和传统报刊亭的结合，顾客不仅可以买到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等美国老牌报纸，也能购买饮料、醒酒精油、手机套、充电器、雨伞、耳机、口香糖等物品。与此同时，有的报刊亭会加入APP或者网络平台购买链接，方便顾客可以在线上选好商品，有空再去报刊亭领取。

为什么巴黎和纽约重视报刊亭的转型？以巴黎为例，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如今，巴黎都是享誉全球的文化名城，巴黎最被世人熟知的显然不是它的经济，而是巴尔扎克、雨果、福楼拜、普鲁斯特和他们身后的文化地标。巴黎以文化立足，建设报刊亭，是巴黎基于整个文化图景的考量。设想一下，一座游客漫步可见报刊亭的城市，和一座四面八方都是钢筋森林的冷酷怪兽，何者更能温暖人心？

在巴黎，报刊亭的经济职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的呈现，它彰显了一个国家对文化的尊重。

巴黎街头的报刊亭

03

报刊亭的消亡，

也是居民文化生活的消亡

受制于不同的审核氛围，香港的报刊亭经验显然不能被上海完全照搬，但它至少说明一点：报刊亭的消亡并非理所当然，纸媒减产，线上阅读盛行，但报刊亭依然可以通过转型，找到自己曾经的受众。

一座文化名城不必处处都缺少报刊亭，可如果市民去找一家报刊亭，都要付出比从上海到苏州更长的时间，那他们即便同情报刊亭，也只能目送它的慢慢消亡。

报刊亭不只是窗口，它曾经也是社区和学校里的一个小型公共空间——促进人与人交往的线下渠道。在报刊亭，与人寒暄，谈论公共议题与家长里短，都是一点点具体但实在的联系，它或许并不伟大，可他对一人很重要，这部分人包括儿童、青年、社区老人、社区工作人员，乃至城市里对纸质杂志仍存有感情的人。

其实，回顾那些消失的报刊亭，它们并非都是因为无人光顾而停业。《好奇心日报》在《一个上海24小时报刊的最后一晚》里采访了报刊亭老板贾金武，文中写到报刊亭关门的原因：“听说书报亭是邮政要关。沈老师说，电视上说，是因为影响交通。”

在东方书报刊公司退休的前组长与贾金武交流时，他们也讨论了政府为什么要整治书报亭：“前组长的看法是，现在开书报亭的外地人太多了，可能有 90% 以上，他们完全不注意门面，搞得一团糟。他肯定了贾金武的书报亭，贾金武是个上海人，早年在上钢三厂。贾金武表示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说，不能这么说，外地人上海人一样的。”

说到底，报刊亭的崛起与关停，其实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，报刊亭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政府介入、政府主导资源再分配的一部分。报刊亭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看经济效益的角色，而是承担了就业、文化传播、社区关怀等方面的职能。据此，如果纯粹从经济本位来谈论报刊亭的得失，也只是一种窄化的分析。

作为八零和九零年代的童年回忆，报刊亭正在退出人们的公共记忆。2021年7月，上海一个中学生写信给《中国青年报》，呼吁恢复报刊亭，他在信中写道：

“我是一名初一学生，住在上海市浦东区联洋社区。

20多年前，我所在的社区还是一片良田，现在是有18个楼盘、1.2万多户居民的大型国际社区。我们社区配套了一个东方书报亭，它伴着我长大——我从一个看《幼儿画报》的娃娃成长为看大厚本杂志的少年，而书报亭却在去年7月被拆除了，我亲眼看着它被吊装到卡车上运走了……

上海曾经有近3000个东方书报亭，统一设计的红色线条玻璃房子非常漂亮，被誉为上海的‘城市名片’，它们为上海的文化和精神文明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随着网络媒体的兴盛，纸质媒体的消费者越来越少。我在与书报亭老板的聊天中得知，大部分书报亭老板都靠违规卖杂货来维持生计。这些‘不伦不类’的书报亭最终被‘团灭’了。现在的上海街头几乎没有书报亭了。”

闲下来合作社，社区阅读和连接他人的另一种可能 ©宗城

在这封信里，这位初中生不但说到报刊亭的消亡，也说到报刊亭对于学生和社区老人的重要性，他在信的末尾写了几段触动我的话：

“除了我们学生，很多成年人也愿意零买报纸，比如视力不好的读者，阅读量不大的读者，经常不在家的读者，喜欢一张报一壶茶的清欢的老年读者……

我们社区书报亭的老板曾告诉我：书报亭还有很强的社区功能——在为社区服务的近20年里，它已经成为社区居民们免费而温馨的社交场所。如果有人想了解，我可以做一份小小的社会调查报告。

我想，报亭不盈利只是个经济问题，街道上的绿化需要公共财政去负担，书报亭作为居民文化生活的绿洲，为什么不能获得财政补贴呢？市容美观固然重要，居民的精神生活也不应该因此受困！”

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的社区有报刊亭，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不用走几步路，就能读到最新刊登的报纸，他们可以跟报亭主人聊天，也能在报刊亭逗留，与偶遇的人谈起报纸和杂志上的见闻，久而久之，报刊亭就是一个小的亲密共同体，是社区居民打破疏离关系的一种方式。今天的城市不缺少钢筋森林，不缺少高墙与铁门的阻隔，缺的是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，一个个小的共同体，人们比过去更陌生于自己的邻居。

但是这些都无法被经济指标量化，正因如此，报刊亭的作用不是纯粹经济数据可以衡量，经济很重要，市场很重要，但是，当生活中一些重要的事物正在越来越被残酷的市场逻辑所淘汰，人们不得不加以警觉。进一步说，这所谓的市场逻辑，本来就已经在权力和资本的把玩下扭曲了，否则，公正的市场逻辑，又该如何审视过去二十年中国变态上涨的房价？有多少人的生之重负、多少美丽事物的毁灭，都拜这高昂的地价所赐。

一座文明的城市，不只是健全者和成功者的城市，它具有包容之心，具有对劳动者基本的慈悲。当我看到那些拆毁的报刊亭，去到旧址，站在物是人非的马路边，我心想，那些报刊亭的经营者，现在又在何方。那些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因为下岗而失业，又通过报刊亭勉强度日的人们，如今失去报刊亭，他们又该如何熬过冬天冰冷的长夜？

这些年，成千上百个报刊亭因为占道经营、有损市容等理由被拆除，那些空出的土地又用在了哪里，房地产商建起来铺天盖地的高楼，那繁华闹市中一排排商场、酒吧、沐足店、会所，又是否比报刊亭更彰显市容，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文明之心？

当一座城市连几座报刊亭都容不下，它的文明是可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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